诺贝尔文学奖评委:一群偶像包袱极重的老顽童

最后更新:2017-10-23 17:17

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世界上争议最大的奖项之一,因为每年无论评出谁得奖,都有反对声,而且往往反对声比点赞声更大。所以,争议往往从获奖者,转移到了评委们。然而,我们对获奖者大多比较不熟悉,对评委则是特别不熟悉,常处于想吐槽又没处下嘴的尴尬之中。

笔者翻阅过往113位获奖者的主要事迹以及逸闻趣事后,尝试给诺奖评委们画个像,从所作所为推测他们的所思所想。可能会为了趣味性夸大一点,但保证每个评价都事出有据。下面就开八啦……

本文要点:

1. 诺奖评委不一定比其他国家学者水平高,只因跟诺贝尔是同乡,所以天降大任,获得了书斋里的学者所不该有的全球关注;

2. 这种“不该有”的关注度,使他们背上了一些“不该有”的偶像包袱,在评奖时难免患得患失;

3. 公主病、少女心、圣母心,归根结底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

一、傲娇公主病:每年公布奖项都要“迟到”一周

先来看下边这张图,这是截取自诺贝尔奖官网的本年度诺奖时间表。按照顺序,10月2日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,10月3日公布物理学奖,10月4日公布化学奖,10月6日公布和平奖,10月9日公布经济学奖。文学奖……啥时候颁发稍后再说。

 

 

众所周知,诺贝尔奖一共六个奖项,其中五个奖是瑞典学院颁发,和平奖与众不同,是在挪威颁发。所以按照一般惯例,会在十月第一周的五个工作日(瑞典人不休十一假期),陆续公布除和平奖之外的五个奖项,然后和平奖会在十月第二周的周一公布。整整齐齐,和和睦睦,挺好。

从上图可以看出,生理学或医学奖、物理学奖、化学奖、和平奖占据了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五的时段,单单留下一个周四,其实正是给文学奖留的。但是,傲娇的文学奖评委此时出场了。

大家应该都见过所谓有公主病的人,这类人有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约会时有事没事都得迟到一下,让别人等她,以显示自己的重要。从这点上来说,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,就是不折不扣的公主病晚期。

按照文学奖评奖流程,评委会五人小组会在每年五月份商量出一个最终候选人五人短名单(注意这句话里出现了三个“五”),然后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就将集中阅读这五名候选人的作品,为最终评奖做准备。而他们阅读的方式是——

放暑假!

是的,每年五月到九月,瑞典文学院18位院士基本没别的事干,就是找个僻静的度假地,安安静静地阅读这五名候选人的作品,然后在九月底重新集合,讨论并投票选出最终获奖者。

 

诺奖评委参加正式活动时的场景

 

按理说,长达四个月的阅读期,早一周或晚一周集合,不是啥大事。如果强行让评委在十月第一个周四就公布获奖者名单,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然而文学奖评委每年都会推脱,说我们讨论太激烈啊,达不成统一意见啊,要求延期啊什么的。然后在一周后,十月的第二个周四,又能准时把获奖名单公布出来。

也就是说,他们习惯于迟到,并且只迟到一周——既不跟那些科学奖项混在一起公布,又不会拖后太多显得太矫情,而是只拖后一周,小小地矫情一把。根据往年经验,我现在就敢说,过几天诺奖官网将更新,显示今年文学奖将于10月12日(十月第二个周四)公布。

像不像那些约会时必定迟到,而每次又不迟到太多的傲娇小公主?

二、叛逆少女心:你以为我要这么颁奖?我偏不!

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平均年龄偏大,而评出他们的评委们,岁数更大。中国网友最熟悉的评委无疑是马悦然,他也是18位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,娶了个中国老婆,多年来为推广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不少努力。而他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。另外像近年来几乎每年来一趟中国的评委埃斯普马克,也已经87岁高龄。

 

诺奖评委、汉学家马悦然与妻子陈文芬

 

需要说明的是,诺贝尔文学奖评委,暨瑞典学院院士,是一份终身制的工作,说俗点,就是只要不死,你就继续干。一共18个位置,18个坑,去世一个才能补选一个。所以如果院士们集体高寿,哪怕平均年龄到了90岁、一百岁,他们也还是院士,院士需要干的事(比如评选诺奖)也还是得他们来干,这是祖上的规矩,早在诺贝尔奖设立前几百年就是这样了。

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评委会平均年龄实在太大了,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,因而近年来如果有补选的机会,补进来的评委都特别年轻,有了60后甚至70后。像最新加入的评委就是1972年出生的,去年当选时只有44岁。在加入了几个新人之后,评委的平均年龄终于降到了70岁,相比以前年富力强多了。

 

诺奖新晋评委,70后女作家Sara Stridsberg

 

中国有两句特别土,但特别普适的真理,一句是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,另一句是“缺什么补什么”。这两句话放在诺奖评委身上,特别合适。

首先,他们承受了本不该有的关注。几个深处北欧极寒之地,写写诗文,研究研究学问,过着清净日子的作家、学者,突然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,每年手里都拿着一个“舆论炸弹”,十月份准时扔出去,定会炸出一片争议声来。这种静谧与喧闹的反差,其实挺刺激的。人非圣贤,他们因此有些患得患失,在评选时瞻前顾后,都可以理解。这从他们接受采访时的说的话,与评奖结果之间的差异就能看得出来,基本是说一套做一套。

举个例子,他们在各种采访中不厌其烦地说,他们从来不在乎作家的国籍、语种,只在乎他的作品。但实际上,一百多年来,评委们从来没有连续两年把诺奖颁给同一个国家的作家,而是小心翼翼地在不同国家里轮转授奖。

其次,他们老,就生怕别人说他们老,于是时不时就想来个老夫聊发少年狂:“你以为我要颁给谁谁谁?嘿嘿,我偏不!”。去年把奖颁给歌手(鲍勃·迪伦),前年把奖颁给记者(阿列克谢耶维奇),都属于这种“惊不惊喜?意不意外?刺激不刺激?”类型的颁奖。

当然,不是说他们这种求心求变的态度有问题,敢于突破常规,是应该点赞的。只是这步子迈得有点大,有矫枉过正之嫌。看着白发苍苍颤巍巍的老头说鲍勃·迪伦的歌词如何有文学上的开拓意义,我老想起中学课本插图上为了显摆自己还没老,拼命吃饭的那个廉颇。

三、救世圣母心:喜欢在“处女地”找寻年轻获奖者

周星驰电影里有句话——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。诺奖评委虽没看过周星驰电影,但一定深谙这句话的精髓。简单讲,就是特别把自己当回事……他们不一定能力大(他们真未必比中国学者水平高到哪儿去),但的确责任大。上边所说的公主病、少女心,包括本节的圣母心,其实都源于那种超高关注度带来的救世主心态,自我感觉特别良好。

诺奖评委有一种强大的自驱力,或曰使命感,即发现文学的“新大陆”。诺奖评委都是文学领域的学者,瑞典学院的院士,搞研究是他们的本职,评诺奖只是本职之余的一项衍生工作,因此他们往往通过颁奖这种形式,将自己的文学眼光和审美取向表达出来。

这种发现新大陆的使命感,让他们在首次把奖颁给某一个区域时,倾向于奖励那些年富力强,正处创作旺盛期,还可以用之后很多年的创作来证明“这帮家伙的眼光不错嘛”的人。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,诺奖在首次嘉奖某片新大陆时,常常会选择一位比较年轻的作家。比如——

第一位亚洲得主——印度的泰戈尔,获奖时52岁;

第一位美国得主——刘易斯,获奖时45岁;

第一位拉美得主——智利的米斯特拉尔,获奖时56岁;

第一位非洲得主——尼日利亚的索因卡,获奖时52岁;

第一位中国得主——莫言,获奖时56岁。

要知道,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平均年龄是65岁。以上这些“新大陆”的首位获奖者,其年龄大大小于65这个平均数。如果一个两个是这样,可能是凑巧,但这么多个案聚在一起,恐怕不是巧合能解释的。

 

泰戈尔1924年访华照片,左右为林徽因、徐志摩。当时他已经获得诺奖11年,但也刚63岁

 

能让全球目光聚集到某个“文学荒漠”,从中隐隐可以看出诺奖评委的“救世主”心态:通过我们颁奖的手,点化这一片未被重视的文学处女地,这种感觉棒棒哒。

如果获奖者比较年轻,身体很好,就可以在获奖后不断出新作,不断到各地演讲、交流、签售,造出比较大的动静,出很大的名,以此来证明诺奖评委的眼光;反之,如果获奖者已入耄耋之年,创作力枯竭,身体不好不能出远门,就将大大降低这个奖的影响力。说俗一点,就是动静太小,“广告”效果不佳。

比如非洲首位诺奖得主索因卡,获奖时只有52岁,所以虽然他已经获奖30多年,却仍能在世界各地出席活动。下图是他前两年来北大作交流时的画面,老头身体还很硬朗。

 

 

所以往年的获奖者中,不乏高龄获奖者,如88岁获奖的英国人莱辛,80岁获奖的瑞典人特朗斯特罗姆。但前提是英国、瑞典已经有很多位获奖者,再给这两国人,不管给谁都不会造成轰动效应,与其这样,不如嘉奖一下奋斗多年的老同志们。

相比较而言,莫言获奖在中国引起的轰动,就要大得多了。这固然与中国人的诺奖情结有关,但莫言50几岁的年龄,能够以诺奖获得者的身份频频出席活动,未来还会不断有新作问世,这些都等于是给诺贝尔奖一个大大的宣传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诺奖评委给莫言的这个奖,达到了预期的效果。当然,莫言的文学水准达到了授奖的级别,这个是一切的基础,毕竟评委们偶像包袱沉重,不能自己把牌子给砸了啊。

结语:

无论从文学水准还是学术造诣上讲,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都很难说是世界顶尖的专家,他们跟其他国家的同行比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优势。只是因为生在瑞典,跟诺贝尔是同乡,所以才获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力。人非圣贤,他们由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权力而滋生出的优越感、紧张感,都可以理解。既怕别人议论他们,又要摆出一副“老子才不在乎你们说什么”的架势。时间一长,难免生出骄娇二气。有时看评委,比看获奖者还有乐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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